1900年夏天,宫崎寅藏到新加坡探访寄居在富商邱菽园家的康有为。但康却怀疑他来行刺自己,便向英国殖民地政府告发,结果宫崎寅藏被捕。 孙中山听到消息后,于1900年7月9日从西贡赶来新加坡营救,谁知本身也遭到逮捕。幸亏得到好友黄康衢、吴杰模、林文庆等人的四处救援。尤其是林文庆,因为是孙中山在香港的同学,更是尽力奔走,使孙中山获得和新加坡总督见面的机会,说明宫崎的来意,并指出宫崎所携带的港币是他自己的,准备用来发给革命的军饷。
结果,宫崎被判永久出境,孙中山则被判5年内不得到新加坡来。这是孙中山第一次造访新加坡。
1905年6月11日,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轮船“唐京号”(Tonkin) 到日本,途中经过新加坡时,致电在新加坡的尢列,嘱咐他请陈楚楠、张永福和林义顺等人上船见面。尢列和陈楚楠等和孙中山晤谈后,便往新加坡警察局,要求允许孙中山上岸。经警察局批准,孙中山便在“
小桃园酒店”下榻,和陈楚楠等详谈革命的事。孙中山指出,欧洲留学界已经成立革命机关,不久也会在日本成立,并叮嘱尢列和陈楚楠等预先在新加坡布置,以利革命事务的进行。这次见面,是孙中山与南洋革命同志相聚之始。孙中山离开新加坡后,给陈楚楠第一封信,说明革命时机已经成熟,鼓励陈楚楠等在南洋组织革命团体。
1906年4月初,孙中山从马赛抵达新加坡,陈楚楠、张永福、林义顺等同志都到码头迎接,因孙中山“五年不得入境”的限制已经到期,因此可以在新加坡逗留,张永福等便安排他在晚晴园居住。
同年4月6日,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“同盟会”分会,以晚晴园为会所。第一次加盟的有陈楚楠、张永福、李竹痴等。宣誓仪式在晚晴园二楼举行。首先由孙中山举起右手宣誓,接着由入会者照仪式轮流宣誓。宣誓完毕,孙中山解释三民主义的意旨。孙中山说:“我这同盟会的组织,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。我们
的责任,当然是牺牲。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?我们总不能预先说。假使牺牲到只剩两个人存在,也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。”“新加坡同盟会分会”的誓词是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,创立民国,平均地权”,与总会的宗旨完全一样。
1906年4月7日,林义顺、许子麟、刘金声、尢列、邓子瑜、谢心准、李晓生、李幼樵等加入。当日选出陈楚楠为正会长,张永福为副会长,许子麟为会计,李义顺为交际负责人。“新加坡同盟会分会”是南洋群岛中第一个革命组织。成立后,华侨社会的革命行动正式与中国革命运动连成一气,力量也更为壮大。所以,自从“同盟会”分会在新加坡成立后,革命思潮蔓延至整个南洋群岛,革命党在南洋群岛的势力,有如雨后春笋,蓬勃茁壮起来。
1906年,“新加坡同盟会分会”人数从第一次入会的12人增加至4百多人,革命势力的发展,有一日千里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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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晚晴园 (1906年) |
1906年年中,孙中山和胡汉民到新加坡,认为“同盟会”有扩大的必要。
于是,他请胡汉民另外起草会章,在晚晴园召集开会,并重新改选。
结果张永福当选为正会长,陈楚楠为副会长兼财政主任,林义顺为外交主任,谢心准、例子晓生为文牍科主任,组织规模比以前扩大许多。
孙中山来新加坡视察,只逗留数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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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1908年,同盟会在新加坡成立“南洋支部”。 |
“镇南关起义”失败后,清廷到安南查访孙中山的踪迹,孙中山只好退出安南,转赴新加坡。1908年3月7日,孙中山到新加坡后,为避开清廷的追杀,行踪非常隐秘。清政府向新加坡总督交涉,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。总督传问孙中山,并没有执行驱逐令。
1908年10月,孙中山从西贡到新加坡,努力扩张党务。汪兆铭、胡汉民等都陆续前来协助,并到马来半岛和印尼等地宣传。这时,“同盟会”在南洋的分会已经有20多个,会员共有三千多人。孙中山以南洋各地分会多,而与东京总部的距离又远,难以兼顾,于是在新加坡成立“南洋支部”,使南洋各分会较易于联络和管理。孙中山特写信给马来半岛的邓泽如,告诉他在新加坡设立“南洋支部”的事。
7月11日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卢慕贞、二女及陈粹芬抵达新加坡。孙中山想重新整顿团体,时其更坚固有力,才对革命前途有所帮助,于是等待各方同志到齐,再确定进行的方针。他向新加坡会员交代说明后,便与家眷一同去槟城,并召开著名的“槟城会议”,进行筹募,预料来年在广东再举义旗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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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荷马李将军 |
1911年10月10日,“武昌起义”成功后,孙中山从法国乘英国船回返中国。12月16日,船从槟城经新加坡,邓泽如秘密登船,与孙中山会面。孙中山告诉邓泽如所以迟迟回国,是因为要在欧洲破坏满清所借的外债,另外又为日后的新政府筹借外债;今天重建中国,非5亿元不能解决。由于时间有限,孙、邓见面后,匆促分手。
孙中山离船登岸,在码头迎接他的有陈楚楠、张永福、林义顺、何心田、殷雪村、丘国瓦、陈武烈等人。
孙中山和他的军事顾问荷马李将军住陈武烈大厦(陈金钟大厦)。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新加坡。1912年1月1日,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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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在新加坡革命活动历史地点(图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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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一的历史见证人 -“烈士树”
晚晴园这座建筑物经过百多年风雨的洗礼,加上二战时期日军的扫荡,屋内和周遭的事物已经荡然无存,只剩下门前这棵百年老树相伴。1906年当孙中山先生迁入晚晴园时,这棵热带乔木就已经矗立在这里了。它和这座古老的建筑物一样,见证过当年南洋的热血男儿如何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,在屋内策划镇南关起义和黄冈起义等反清活动,策划运载炸药支援革命,以及撰写革命宣传刊物、发动筹款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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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烈士树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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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孙中山先生外,这棵老树还见证过当年到过晚晴园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追随者。他们有中国的黄兴、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张继、戴季陶、廖仲恺、何香凝、孙科、林森、朱执信、邹鲁、陈粹芬、陈和、古应芬和尢列;新加坡的张永福、陈楚楠和林义顺;槟城的吴世荣、陈新政、黄金庆;怡保的李源水、郑螺生、区慎刚、李孝章、梁燊南、黄怡益; 关丹的陆秋露;巴生的郑少平;太平的卢文汇;金保的杨少东;马六甲的沈鸿柏、李玉溪;森美兰瓜拉庇拉的邓泽如;吉隆坡的陆秋杰、陆秋泰、陈占梅和杜南。还有从新马到中国从事武装革命运动的温生才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吡叻州人士余东雄、郭继枚、陈敬岳等都曾在晚晴园停留过,然后才续程前往中国。起义运动失败,从中国逃亡到南洋来,以避开清廷追杀的革命党人,他们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晚晴园。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人与事,老树都一一见证了。
不但如此,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晚晴园停留时,英国政府曾派出特务监视他的行动。满清政府也派出杀手在晚晴园附近埋伏,准备随时夺取他的性命。这些凶险的事迹,当年没有人知道,只有老树默默地领受了。所以这棵树可以说充满了革命的色彩,既浪漫又神奇,站在树下,思古之悠情油然而生。尤有进者,当我们把树的枝桠折断时,在断裂处可以看到红色的汁液,好象鲜血一般,象征着烈士的精魂和鲜血凝聚在这棵树上。如此种种,引发了人们的景仰和追思,于是年前有人为它起了一个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名字,叫做“烈士树”。
1996年,新加坡植物园的植物学家曾经为这棵植物学学名 Angsana Tree (中文学名“青龙木”) 的树做过检验,不但确定这棵树有百多年的树龄,还确定它还能继续茂盛生长50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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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先生本是医生,所以对身体健康非常注重。他从不吃燥热的食物,烟酒不沾。每次到南洋的时候,孙中山先生必定选吃六种热带水果。这六种水果包括黄梨、藤仔(小芒果串)、蜜仔蕉、山竹、水蓊(Jambu)和人心果(Chiku)。藤仔是一种青芒果,只生长在新马一代。藤仔和水蓊沾上酱油和新鲜辣椒来吃是最恰当不过了。孙中山只吃南洋的香蕉,俗称蜜仔蕉。这种香蕉含有补身的作用。孙中山先生最讨厌的水果正是水果之王 - 榴莲。